《南渡北归3:离别》南渡北归殇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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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3:离别》

《南渡北归》是一部描写20世纪大师们整体命运变迁的群像传记。作者岳南先生耗费8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搜阅近千万字珍贵资料，最终集大成洋洋洒洒160余万字（仅注释就有40多万字），全面描述了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最后又不得不分隔海峡两岸的故事。作者将考古的严谨求是精神与观史的客观态度合为一体，并将其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从而让这部《南渡北归》集文学性与史料性于一身，让我们在客观详实的文字中感受到大师们在世事变迁中的无奈及其顽强务实的科研态度和自由独立之思想精神。

本书为《南渡北归》三部曲之大结局“离别”。经历过“南渡”“北归”的知识分子，由于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走向生命的终点。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和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本来同仇敌忾的知识分子因国共对立的政治形势而面临着或“左”或“右”的取舍，由此生发出其不同的命运结局。整体观之，可分为三类。一类偏“左”，以闻一多、吴晗等亲共人士为代表，极力为新政权的建立奔走呼喊。一类偏“右”，以胡适、傅斯年等排斥“苏联式专制”人士为代表，毅然随“党国”飞往海峡对岸。一类“不谈政治”，以陈寅恪，梅贻琦等人为代表，无论身在何地，皆以“复兴教育，弘扬学术”为根本，顶着所在政治环境压力，辗转前行，将一生心血浇注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土壤中。

海峡彼岸，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史语所的创始人，一生仗义敢言的“傅大炮”，被胡适称为“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开创“台大”一代新风的台大校长，历史学家，“学术大鳄”傅斯年，却带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最早“归骨于田横之岛”。而其师辈人物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鼻祖，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闻名学界，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一代宗师，在辗转美国多年后，由于其“不屈不挠不合作”的态度，在两岸政治斗争中被批判，被唾骂。背负着“我的朋友”甚至亲生儿子的言枪语箭的攻击，怀着对“自由”的无限期望，溘然长逝。与之同去的还有梅贻琦，这位将毕生心血献于清华的“终身校长”，伟大的教育家，秉承“兼容并包之态度，学术自由之使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播下了延续清华的种子并使之精神发扬光大。“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梅校长所言大学之道仍深入人心。

回首大陆，红色政权相继开展的“反右”、“四清”运动直至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知识分子们失去了自由之空气，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终遭迫害。作为“左倾”代表的史学家吴晗，想不到自己在风光得势后，会引火烧身，被迫害至死无葬身之地；对新政权充满希望，一心为国家科学事业奋斗的曾昭抡、曾昭燏兄妹，终因历史家世问题而死于非命；梁思成、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钱钟书等一代名家，在红卫兵小将面前受尽侮辱，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至死；就连“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不问政治”，“一心向学”的道路上也难以独善其身，在风声鹤唳的政治氛围中惊惧而逝。随着1984年逻辑学大师金岳霖的去逝，二十世纪灿烂的学术星河中最后一颗巨星就此陨落，喧嚣的世间一座学术大山于岚烟雾海中无声地隐入历史深处，一个时代结束了，继而发出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悲鸣。

何以“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是因学术自由的风气已然破坏，孕育大师的土壤已经荡然无存。在一种思想统天下的时代，在物欲横流、价值观被扭曲的时代，没有一颗枝叶能够冲破牢笼而自由生长，没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挺身呐喊。在政治第一的环境下，只有“郭老先生”般的御用文人，只有昧着良心高喊“三门峡大坝”可建的“专家”，只有为“药家鑫之死罪”开脱呼吁的无良“教授”。逝去的历史真相被尘封遮蔽，曾经的沧桑辉煌被匆忙遗忘。

《南渡北归》的问世，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大师精神的向往，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时代需要大师，创新需要大师，民族的灵魂需要有大师承载。“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民族精神焕发的源泉，在高喊“创新”“发展”的今天，此精神尤其重要。我们看到，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已进步良多，许多禁书得以重新出版，许多历史史实得以客观评定，这些都昭示着人们有了更多自由表达的权利，民主的观念已愈发深入人心。然而，我们也该清醒的认识到，在通往更加自由的路上，我们还任重道远。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祖宗的胸怀和果敢来深化改革，培养大师滋生的学术土壤，让社会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健康发展，切莫使“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成为一句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