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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全本)作者:〔德〕卡尔·雅斯贝斯【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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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 21:5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德〕卡尔·雅斯贝斯 著

魏楚雄 俞新天 译

译者序
  卡尔·雅斯贝斯于1883年生于德国奥登堡。最初,他在海德堡、慕尼黑学习法律,后转学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对临床精神病学作出相当贡献。在现象学派哲学家胡塞尔的影响下,他又从医学转向哲学,于1921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932年,他发表了三卷本的《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自此,他与马丁·海德格尔并列为德语世界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个代表人物。在纳粹统治时期,雅斯贝斯遭到迫害,被迫侨居瑞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回国。后因著书认为德国对发动战争负有罪责而受到国内压力,又迁往瑞士,并加入瑞士籍。1969年,他溘然而逝,毕生著作,约三十余部。
  雅斯贝斯的历史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于1949年问世,1953年被译成英文。为了准确把握人类历史的本质,深入探索人类发展的奥秘,西方不少思想家以其所处时代为下限,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和哲学的高度,对自古以来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尽可能广泛的理论概括。施本格勒提出了八个历史的存在,汤因比归纳出二十多种文明,雅斯贝斯则在此书中向世界奉献了他对历史的独特解释——轴心期理论。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史前。那个时代是如此久远漫长,以至人们永远只能揣测而不能确知当时人的思想与状况。在史前,由于语言的产生,工具的制造,火的应用,人第一次变成了人。从生物学上说,全世界各人种、各民族的人同属一类,这种一致性是后来人认识历史的基础。
  第二个是古代文明。三个最早的文明在地球上三个地区兴起:先是埃及、苏美尔、巴比伦、爱琴海,然后是前雅利安印度文化,接着是古代中国。这时已有了文字、高大的建筑和美妙的艺术品。由于管理河流灌溉,形成了国家组织。马的使用改进了战争技术装备,扩大了人的交往。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变化,人类开始从非历史走向历史。然而,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精神运动。
  第三个是轴心期。公元前800—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在此历史阶段,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那是佛陀的时代,所有的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袄教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将世界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希腊涌现出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贤人哲士。所有这一切几乎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
  第四个是科学技术时代。它从15世纪开始,经过17世纪决定性的发展,到19世纪全面展开,把欧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亚洲完全分开,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人们今天感受到的是这一时代改造的结果。
  在雅斯贝斯看来,上述四个时期的历史意义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史前与古代文明可以说是间歇期,而轴心期是突破期,科技时代则是第二个间歇期。在轴心期,众多的哲学家在世界上三个地区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当时,人体验到了人世的恐怖和人对外部世界的束手无策。正因为看到自己能力的限度,人类才意识到自己作为整体的存在,才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才对历史有了认识。人开始敢于依靠自己站立起来,在自己身上寻找根源,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借此又超凌于自身与世界之上。轴心期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不断生存的世界宗教。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进入统一的第一步完成了。
  在此后人类历史的每一次新飞跃前,人类都要回忆这一时期,从中获得希望。回忆和重新认识轴心期的做法或叫做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原动力。任何没有获得轴心期突破的民族;仍是“原始的”,继续其没有历史的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要么与之保持差距,要么与之有所接触,被拖入历史。例如,西方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东方的日本人、马来人和暹罗人。
  当然这一时期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在当时的条件下,哲学家靠个人游学传道,间接地影响大家。杰出人物与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极大,绝大多数人跟不上圣贤的步伐。从全球来看,三大文明区域还只是孤立的三个点,因此这种统一只是在意识上和本质上的,而不是现实的、完全的一统一。这一时期也有破坏与下降,最初的自由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三个地区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中国秦王朝、印度孔雀王朝和希腊罗马帝国),而轴心时期精神上的联系仍在各地留存,一直受到尊崇,并影响了后来的学派和教育(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发展,阿育王时的佛教,奥古斯都时代希腊罗马式的文化教育)。
  相比而言,科技时代这第二间歇期与第一间歇期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一,在第二个间歇期,人们有了对前一个间歇期的历史经验,其二,第一个间歇期内,人类世界是分裂成几个平行发展的地区,哪怕是在最大帝国内发生的事件都是地方性的,对整体没有决定性影响,这就有可能造成西方的特殊性,使它率先进入技术时代。而今后不可能再有中国、欧洲与美洲的界限,对局部是决定性的事件对整体必然也是决定性的。第二个间歇期有可能导致新的轴心期。
  上述是雅斯贝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纲要性勾勒,通常简称之为“轴心期理论”。在西方,许多学者都知道轴心期一说,但并不十分清楚《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的完整的思想内容。这说明雅斯贝斯作为一位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大师,名闻遐迩,但作为一位历史哲学家,其思想理论却鲜为人知。其实,在轴心期一词下,蕴藏着雅斯贝斯既丰富又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
  在第一部份的导言中,雅斯贝斯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想要在此书中解决的历史哲学命题:历史是什么?历史来自何处?历史通往何方?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历史应该区分为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两类。自然(历史)是指过去在永恒的自然界中无意识地、反复发生的一切,人类无法知道它的起源与终点。自然(历史)是体现“超然存在”的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可以被人直接感觉,而超然存在则超越主观之上。自然(历史)不包含人类的精神因素,因此是无意义的永恒而非“正史”。(人类)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它是指一切因精神而获得意义和连续的现象演变,是通过人类记忆和继承同人类现在有机地联系起来的过去。一切连系和再现过去的手段与实物,包括文字、遗迹、出土文物、考古等等,广义地讲都是记忆。它们既是在某时的客观发生,又是这发生事件的知觉和意识反映,是历史事件和历史认识的复合。(人类)历史的一切基本内容就是那些曾经作为历史的因素,并将继续通过人类的记忆和意识而成为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因素的东西。(人类)历史既是体现超然存在的客观存在,也是体现超然存在的主观存在。它作为人类存在的实现是过渡性的,但可以通过自我意识同超然存在发生逆向联系,通过继承和记忆而成为在时间中的不断持续,它是在现实中已不存在、但却在时间中永恒的东西。同时,人类在反应和思维上的千差万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事件具有独特的、不可被其它事件取代的特点(在自然中则不然)。历史认识不可能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地等同于事实本身,它在客观性方面不是无懈可击的。历史意识是随历史一起变化的、现实生活的一部份,历史遗产总是通过现存意识而非历史地呈现。总之,过去发生的一切只有通过意识的媒介才能与现在发生联系,未进入人类意识的一切是非历史的、无意义的。有些发生在过去的客观事件,由于没有跟意识和记忆建立联系,它们就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如史前人类,只要现代人未能通过某种手段与发现和理解有关他们存在方式的信息,那就是失落的历史。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历史的起源问题,答案实际上已包含在上述阐述中了。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在史前形成的过程包括生物进化和历史演变。生物进化导致可遗传的永久性的人体特征,历史演变造就可被失传、遗忘和毁灭的文化遗产。表面上看起来,人类的历史演变是在人的生物进化达到顶点之后才发生的,事实上二者是不可分隔的。精神不是某种在一定时候外加到人类身上的获得物,生物实体与精神实体共同组成人类生命的全部方式,构成人的特性。由于科学发展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度,人类迄今还无法认识人的生物进化和历史变质相互作用的方式,也无法确证人类究竟是单种系起源还是多种系起源,但这无关认识历史起源的宏旨,因为人类因内部的相互关系而造成的历史运动的动因和根本因素,基本上不在于人的生物学结构,而在于他们能相互理解,都具有意识、思想和精神。
  那么,既然人类具有这种一致性,为什么历史发展会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呢?雅斯贝斯分析说,人从他存在的时刻起,就潜藏着无穷的认识能力,它是一种通往超然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这种天赋人性的首次萌动,便是人类历史的肇端。此后,在各种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天赋人性潜藏的各个部份会轮流苏醒或沉睡,这就使各个人、各民族和各时代的发展与特征呈现出多样化和不一致。在人类历史这个舞台上,深奥的人性所达到的高度与其说是它在现实中的发展,不如说是它自身潜在因素的逐步展现,这种潜在因素的实现程度就是历史进步的程度。当历史变迁运动减弱时,人类意识和时代观念容易陷入习惯和昏睡,这时历史就出现“停滞”;当历史的变质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人性由于不同时代、不同选择的作用而不同程度地显现后,会全部展现而达成一致,这时历史就会发生突破。尽管历史的发展有高峰和深谷,一切时代的人类意识都可以在自身深处感受到那种神秘的“本原”,而最伟大的一切是激烈变迁中的现象,人类历史变迁运动的深度造成人类历史意识的最高清晰。变迁运动越剧烈,时代的危机感越强,一切非历史本质的东西越趋于消失,独一无二的历史意识的特殊作用就越会真实有力地显示出来,历史就越有可能达到突破。这正如黑格尔所语:“智慧女神之猫头鹰仅在黄昏才开始翱翔。”
  雅斯贝斯承认,(人类)历史包含着非历史的因素即物质基础,永恒的宇宙间的一切是它的基本成份、材料和手段,但意识与非意识的界限把它从其它所有的现实存在,从自然(历史)的领域决然划开。(人类)历史只存在于人和人的创造中,存在于其它一切与人发生联系的事物中。自然(历史)在人类诞生之前早就存在于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了,但这是无历史的空无。自从生命产生意识,(人类)历史就从“无”的母体中走向“有”,从“无知”走向“有知”,这才是历史的起源。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历史的目标是什么,答案则由对前两个问题的阐述中引申而出。雅斯贝斯指出,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在轴心期产生突破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人类走向整体的基本根源、重要因素和必然趋势。自轴心期以来,历史虽然一直处于第二个“间歇期”,但始终保持着朝整体化发展的趋势。也许是来自同一起源的人类在早期阶段是相互孤立隔绝的。马匹、战争、帝国和宗教等大大扩展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地理大发现将各大洲连成一片,使人类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历史。欧洲人的对外扩张沟通了世界经济文化渠道,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网络。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它强大的力量把人类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把人类世界缩小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欧洲在本世纪初开始失去世界中心地位后,世界仍在以各种方式向整体继续迈进。这种新的一体化趋势使历史不仅将走向本质和意识的统一,而且将走向在现实统一基础上的完全统一。雅斯贝斯认为,促成人类历史统一的因素是很多的,如:(a)人类的构成。各种人、各民族的天性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人性永恒不变的基本构成是人类历史统一的坚厚基础。(b)科学的进步。知识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把人类在对自然法则的理解中联系、统一起来。(c)时空的统一。人类生活、在共同的自然界里和共同的时间内,人类内部在一体的地球表面不断扩大的交往为历史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a)特殊的统一。那是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大量规律形成的个别统一。它们间隔地产生,然后互相相遇、渗入。历史的未来统一就在这按出生、语言和命运归类的不同民族中,在通过几代人以典型风格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气质粘合在一起的不同文化中、在以共同的信仰和祟拜结成世界纽带的不同宗教中扎根。上述各因素本身并不构成历史的统一,它们仅仅是历史统一的可能性条件。(臂如,科技的进步能把人类在理解中联系起来,也能给予人们同样的武器去自相残杀。)只有经过人类意识自我反省的媒介作用,它们才能促使人类历史产生自身变质运动,真正有助于人类历史的统一。
  因此,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类意识的最高潜力。这种最高潜力,不是指人类对客观存在一般的被动反应和认识,而是指人类在哲学上自我反省和从“本原”把握现实的能力与水平,这不仅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包含着人类在整体高度上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念。人类意识在哲学方面最高潜力的发挥程度是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表明,他是位历史主义者,但又是位试图有所突破的新历史主义者。众所周知,自从十九世纪后期,德国的历史主义者德罗伊森(J·G·Droysen)、文德尔班(W·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H ·Rickert )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发起了一场大争论之后,历史主义逐渐在西方史学界盛行起来。经过二十世纪初叶英国史学家屈维林(G·M·Trevelyen)和伯里(J·B·Bury)之间的又一次大争论,以及在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Croce)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著的影响下,历史主义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成了当时西方史学界一支具有优势地位的史学理论流派。历史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及其在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表现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代代相传,但各个时代、民族、国家以至个人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与自然现象不同,人类社会现象都是个别的、一次性的,不存在共同规律。因此,历史学所关心的是独特性和新颖的变化,它着眼于个别事实和个性特征,“是一门关于个体的科学”(文德尔班),每个时代的价值都“依属于它的内部存在和它的个别特征”,并不遵循任何普遍性法则(兰克);“历史主义的实质就在于用对历史的个别理解来代替对历史的一般化看法”(F·迈纳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反映了人们渴望打破用自然科学的规律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传统史学和思想方法,摆脱自然科学的束缚和“暴政”的要求,这是西方人文科学中一股日益增强的人文主义倾向。
  然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所指出,历史主义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暴露出它的严重消极面。历史主义由于否认系统研究方法可以应用于历史学,而用特殊性和个别性鼓励片面的观点,不去进行概括或试图发现存在于过去之中的共同因素,这样就必然纠缠于因果关系,陷入更加繁琐的细节,把历史学引向“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
  雅斯贝斯似乎认识到了历史主义理论的流弊,并努力将克服这些消极因素作为己任。他强调历史的唯一性,但更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越强,其中就越显现出人性即人类历史的本质,历史的统一就蕴藏在这种本质之中,这是分歧的和谐,多样化的统一。他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揭示出轴心期各地区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内在整体性、一致性和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人性。他认为,这种任何人都可能在哲学活动中进行自我反思的共同因素为人类历史奠定了一种基础。正是由于这基础,现存才由于与过去及历史意识的桥梁作用而同现存及现存内部潜伏的未来连结起来,使现存得到实现、丰富和提高。起源于意识的历史,又由于意识而走向统一的目标。
  象传统的历史主义者一样,雅斯贝斯认为现代科学只有在认识具体事物方面才卓有成效,在整体把握上则无能为力,因为科学永远要求发展与突破,这样它对整体就只能采取假设,而假设则违背了科学本身的另一要求—真实。然而,他没有因此而走向伦理学和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他认为,人类意识虽然不可能彻底认识客观存在的本身和全部,但却具有无限的能动性,可以不断感受和接近事物的“本原”。历史不象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R·Popper)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无法用科学方法检验的间接经验,是不可靠和无意义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类意识的最高潜力,历史就是在人类意识的逐步清醒、成熟和升华中获得进步,人类历史在轴心期的突破完全能为人类普遍经验所证明。雅斯贝斯之所以反对预先设计和规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和具体步骤,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不能用一成不变的东西来限止人类的认识。他认为,历史象资本一样,可以被增殖也可以被滥用。过去人们因思考自然(历史)的过程而养成机械思维的习惯,误以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会象自然(历史)一样,会有一种非常精确的必然路线,这是现代人的巨大错觉。它使人们听天由命,陷于麻痹和自我封闭,丧失不断更新的活力和意志。对于千变万化的人类历史来说,任何预先设计的发展阶段和步骤都是不精确的,都是对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自由的束缚。
  所以他声称,历史的统一是历史的最终目标仅仅是一种假设,因为人类历史目前不可逾越的深渊仅是宇宙,而宇宙是否是限止人类活动的一个封闭体,至今还不能得出结论。如果人类历史有其最终目标,那就意味着它将停止发展,达到终点即死灭,这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人类会发生灾难性的突然毁灭,陷回到自然(历史)毫无意识的永恒中去。因而,历史目标本身没有任何限定,历史的统一仅仅是一种有方向的运动。一切历史构成,即使它们代表和象征了最终目标,最终目标仍不被彻底领悟,它决不被任何东西所限止和遮盖。历史的整体是一个开放的整体,它于人类是无始无终的认识过程。人类历史的共同起源和目标是唯有哲学才能接近的未知物,人类历史就是从起源走向目标的漫无止境的过程。
  为此,人类应保持对整个世界上一切事件的审视、鸟瞰和扫描,以想象整体来领悟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只有在统一的整体观指引下,通过在历史实践中的感受和自我反省,才能获得进步和飞跃。从历史现实的发展看,历史统一的含义可暂时归结为以下几点:(1)在世界通过法律而建立起合理秩序的首要前提下,人类文明程度得到提高,人性走向完善。(2)在人类世界实现秩序化的政治自由的条件一下,人类走向更广泛的自由和更自由的意识。(3)人类最高水平的意识通过杰出人物和精神创造在历史过程中发酵,向人类整体扩散。(4)人类在自身深处共同感受超然存在的不断显露,走向以人的形式表现的超然存在。
  可见,雅斯贝斯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方法使历史主义面目一新,这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西方精神文明的衰落与危机使他深信,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一定带来历史的进步,相反倒有可能把人束缚在官僚机器的统治和现代技术的异己力量之中。只有人类自身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主要动力,应当把人性从各种异己力量中解脱出来,把历史的主动权交给人类自己,使人类历史成为人类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从而使人类从本质上获得自由和解放。鉴于这一认识,雅斯贝斯才摆脱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偏见,将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东方文明的发源地置于同古代西方文明发源地相等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雅斯贝斯的历史观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在全书中可不时地看到。)他的历史思想反映了战后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新认识,代表了战后西方史学中进一步增强的人文主义倾向。
  雅斯贝斯是一位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庸置疑,他有不少历史思想和政治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辨析和鉴别的眼光从他那里汲取我们所能接受的东西,或通过分析其糅合了许多西方哲学和史学流派观点的轴心期理论,来加深对西方史学理论流派及其分化演变的了解,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奠立和丰富我们自己的历史理论而获取更多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养料。
  最后,关于此书翻译的分工是,第二篇:俞新天,其余篇章:魏楚雄。必须说明的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是用德文写成的,中译本根据英译本翻译而成。由于二级译者在外语水平、理解角度及翻译风格方面的差异,三种版本难免在某些地方出现不一致。如出现此情况,当然以德文版为准,至于英译中方面,则概由中文译者负责。
  译者
  1987年I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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