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的张力
一般而言，体大思精之作都会给读者制造某种阅读上的压力。倘若读者想进入作者的论述，往往会希望找到有新意的节点，来调动好奇心与专注力。可以设想，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中，除副标题之外，正标题中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是两大关键词。“左图右史”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虽然在宋代之后，大量图谱佚失，让时人很难窥探真正的样态；但其沟通文字与思想、修辞与表达，确乎构成了某种中国文化意识。而“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的特定产物。当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这两个元素也在“画报”这一文化载体中产生了碰撞，迸发出极富意味的文化张力。
陈平原在书中是这样介绍这种二元关系的：“谈论晚清画报，不仅仅是以图证史；其中蕴含的新闻与美术的合作，图像与文字的活动，西学东渐的步伐，东方情调的新变，以及平民趣味的呈现等，同样值得重视。”因为晚清画报中的图像，并不具有很高的艺术史价值，“谈论名画的‘观看之道’，或者‘图像证史’中的‘社会景观’及‘可视的叙事史’，乃至人文研究的‘图像转向’，对于晚清画报来说，都有点过于‘高大上’了。”由此可见，陈平原的晚清画报研究，并非单纯的图像研究，直面图像叙事本身的试验也很少。文字和图像，都不是被本质化的研究对象。而从《点石斋画报》开始，晚清画报的最大特点是“画中有文”。因此，陈平原更关注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潮、时代风尚的互动。
基于此类思考，陈平原在书中讨论了诸如石印术的引进、报章的兴起、插画家的自我定位、画报和中国传统插图，比如绣像小说和典籍插图的关系，还有画报在讲述新闻时与报纸、书籍等载体的差别，都是饶有趣味的论述。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住了“左图右史”在“西学东渐”浪潮中的特点：画报由于阅读的门槛不高，具备相当的通俗性。因此在“革命/启蒙”的变奏曲中，它的声部在“有家国情怀的低调启蒙”中。在表现日常生活的外衣下，既有老少咸宜的浅俗和趣味，也有神神鬼鬼、因果报应的劝诫，但更多是晚清三十年，西学的知识、观念如何进入中国的直观呈现。比如晚清妇女打台球，比如热气球成为清廷的“空军部队”，比如体育竞赛、学子演说的“国民进步”，再比如全民游园玩赏的帝京风景，等等。这些图画风情万种、五彩缤纷，表现了对新生世界的热情接纳与欢迎，也有对一个古老世界的包容与怀想。而城市的兴起发展，也给晚清画报的成长注入了催化剂。陈平原的画报研究，也自然地带有城市史的视野，使之更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新意与价值
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看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新意，材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构成“问题”，形成“预流”，起到发凡起例之功。
传统的报刊研究中，政论报刊最受关注，文学杂志次之，至于通俗画报，只是偶尔被提及。因此，画报作为材料的新意，是足够的。但是，纯粹谈画报，很难做出好的成果。更需要研究者对这段历史熟悉，形成总体性的视野，能够与上下左右进行联系，才能很好地把握这种新材料，并提出新问题。陈平原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可谓“廿载十文”，涉及“宗教、科技、儿童、教育、女性、帝京、胜景、民俗”多个话题，从中仿佛也能见到时代风气与学科扩展时的潮流。如果联系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读者会发现这些文章，其实也在不断回应当时国内外种种学术文化议题。可以说，陈平原的晚清画报研究，像是容纳、观察学界的回声场与反光镜，始终保持着研究的开放和活力，呈现出丰赡舒展的学术面貌。
以新闻为基本内核的晚清画报，因其材料新颖、变动不居、异彩纷呈的性格，使得一般学者很难从整体上对它进行驾驭。而陈平原凭借他在学术上的视野与能力、对历史的体贴与关怀，以较高的水平完成了这本著作。这部书并非普通的文化读物，而实属严谨的学术专著。只不过因涉及的对象、探讨的话题、温婉腴润的文风和丰富的配图，除了会给“学术读者”以参考外，相信对专业外的“文化读者”也会构成吸引。可以说，在尝试沟通学术与文化两极方面，这本书都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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